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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述戰後中國藝術 絕對不能遺忘「自由中國—臺灣」
2020-07-13

 
一直受疫情延宕的香港蘇富比春拍,終於要在7月8日起開拍,這次廿世紀暨現當代藝術拍品相當精彩,尤其有一個「相約一九七二:貝氏珍藏戰後中國藝術」專場引來市場的關注。
 
香港蘇富比「相約一九七二:貝氏珍藏戰後中國藝術」專場 
貝氏,指的是貝學仁與貝夫人(Sheridan and Sallie Bell),他們是在1972年來到臺灣的美國人,當時正值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。(1945年聯合國成立,此時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參與聯合國,即使1949年東渡臺灣後其依然是安全理事會成員;直到1971年10月25日,聯合國通過決議,中國席位才改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。)
 
貝學仁與貝夫人回憶:1972年來到臺北,儘管非常樂意浸沉於中國文化,但外交人員身份卻讓我們經常停留在外籍人士的生活圈子;然而,由於我們熱愛藝術,很快發現由美國海軍醫院院長夫人華登夫人開設於臺北雙城街的「藝術家畫廊」,因而結識了當時在臺灣的一批年輕新銳藝術家,尤其是「五月畫會」的藝術家們;他們打破中國藝術傳統,並探索嶄新的表現方式,我們頻繁地參加這裡的每一場展覽,並很快開始收藏這些藝術家的作品。
 
「戰後藝術」乃全球藝術發展共同章節   但中國的戰後藝術一直難以清晰歸納
關於亞洲的戰後藝術,韓國的「單色主義」、日本的「具體派、物派」,一直有明確的國家定位及美術史梳理,但論述到中國戰後藝術的發展就變得相對模糊許多。原因除了現實的二個中國(紅色中國-大陸、自由中國-臺灣)與西方世界的政治對應外,1949年後許多中國藝術家離開了中國前往歐美旅居,並晉身投入西方美術運動有很大的關係。例如:旅居法國巴黎的趙無極、朱德群、唐海文;旅居義大利羅馬的蕭勤、霍剛;旅居美國紐約的趙春翔、丁雄泉、莊喆;旅居英國倫敦的李元佳、林壽宇等,他們都是二戰後離開中國大陸前往歐美發展的藝術先趨,同時也是中國戰後藝術的代表人物。
除了旅居海外的中國藝術家們,若以70年代聯合國中國席位之易位為轉捩點,戰後的中國藝術於1949年之後從中國大陸轉戰臺灣,加上70年代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,共產黨所統治的中國對西方世界採取閉關自守,中國境內的藝術發展與西方世界彷彿隔絕,中國走向與蘇聯更為靠近歌頌社會主義的紅色經典,大大遠離了與歐美民主國家的藝術對話,而臺灣所代表的「自由中國」與西方藝術的互動變得更加密切。

戰後的中國藝術發展  不能遺忘「自由中國—臺灣」
過去在拍賣市場談論戰後中國藝術,絕大部份是以旅居歐美的海外華人為主,然而這次香港蘇富比即將拍賣的貝氏夫婦珍藏,卻完整保留了6、70年代紮根臺灣的華人藝術面貌,其中有陳庭詩、席德進、吳昊、顧重光、吳學讓、文霽、朱為白等藝術家作品。這些藝術家多半來自於中國大陸,甚少臺灣本地出生的藝術家,他們完全可以作為戰後中國藝術的代表;也就是說這次的香港蘇富比【相約一九七二:貝氏珍藏戰後中國藝術】專場拍品,是戰後中國藝術在臺灣發展的最佳標本。雖然貝氏夫婦的藏品,更多是與藝術家情誼的往來,談不上專業藏家所謂系統性的收藏,拍品質量無法與旅居法國、義大利、英國、美國的中國戰後藝術家相比;但要論述戰後中國藝術的發展,貝氏夫婦所珍藏的「自由中國—臺灣」藝術家作品,絕對是戰後中國藝術家在台灣所遺留的重要美術史足跡。
 
所以往後要論述戰後中國藝術板塊,除了旅居歐美的中國藝術家外,一定得把1949年後渡海「自由中國—臺灣」的藝術家相提並論,甚至還可以把遷居新加坡的陳文希、鍾泗濱等藝術家一併歸納,如此才能完整呈現戰後中國藝術家在全球各地無所不在的發展軌跡,而這才是觀察戰後中國藝術全球化應有的宏觀高度。
(來源:2020年7月號,No.18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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